刘世定 | 信息的隔离、依赖与市场交易

专题导言

自上世纪40年代哈耶克首次认识到信息在市场运作中的重要性以来，伴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的信息假定逐渐从“完全”到“不完全”再发展到70年代的“不对称”，愈加趋向真实世界。2001年，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芬·斯蒂格利茨三位经济学家以其在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共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已有多位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荣获该奖。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全新范式，研究者们发现一些市场合约、社会制度和组织设置等部分真义就在于应对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后果。由此看来，经典社会学研究亦对信息问题有所认识，如默顿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

有鉴于此，本专题试图呈现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及其知识创新。专题以刘世定教授《经济社会学》一书中的第九章《信息的隔离、依赖与市场交易》开篇，向读者介绍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经典信息不对称研究。接着，余下文章分别关注中国当下或历史上重要且有趣的问题，包括地方金融、银行信贷、分级诊疗、官员断案和市场信息欺诈，在解释经验事实的同时，具体展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对话的一种路径，即以人的理性行动为基础，通过内生性变量的引入和前提假定的修正，考察不同于经济学分析的结果。

鸣谢

专题策划人：不争

刘世定，曾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现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权制度与变迁、企业制度与组织、经济学与社会学比较等。著有《趋同行为与人口规模》《占有、认知与人际关系——对中国乡村制度变迁的经济社会学分析》《经济社会学》等。（更多阅读请参见往期：占有制度的三个维度及占有认定机制：以乡镇企业为例；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前面我们曾讨论过最简单的市场机制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假定参与者掌握的与他们的选择相关的信息是完全的，他们各自掌握的信息没有任何隔离，供求双方掌握的信息完全对称，也不依赖他人的行动做出信息判断。但在现实中，人们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各自掌握的信息有相当部分是相互隔离的、不对称的，常常会依赖他人的行动做出信息判断。这会使现实的交易活动产生比简单模型所描述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出现简单模型中未曾包含的因果联系。

第一节 情境定义和自我实现预言

社会学者中关注到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完全性、相互隔离和相互依赖导致“异常”后果的一个著名例子，是默顿所阐述的“自我实现预言”，而这一概念的论述又和被他所命名的“托马斯定理”有关。

一、托马斯定理

完全信息假设意味着决策者对他们所面临的条件的认知和这些条件的客观状态之间高度吻合，从而不必考虑它们之间的差异以及由这些差异导致的后果。而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人们的信念、愿望和有限认知能力下的主观判断，则影响着他们对情境的定义，进而影响他们的行动及行动的后果。

美国社会学家W. I. 托马斯在他和多罗瑟·S. 托马斯合著的《美国儿童》（1928）一书中，对于人们的主观因素在定义情境方面的作用以及由此对行动后果的影响问题上，写了一段对以后的社会学研究影响深远的话：

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

默顿认为，尽管这句话在托马斯的著作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它却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学内涵，对广泛的社会过程具有指导性的应用价值。因此，默顿将之称为“托马斯定理”。

在默顿看来，托马斯定理提出过一个暗示，即“人们不只对情境的客观方面有反应，而且有时重要的是，人们也对情境所具有的意义有反应。故一旦我们赋予情境某种意义，我们随后的行为及这一行为的某些结果将受所赋子的意义的决定。”也就是说，某些情境定义变成了情境的相关部分，从而影响到后续过程的发展。（默顿，1982/2001，第275页，第285-288页）

当默顿使用“托马斯定理”这个术语的时候，这个“定理”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或者说，它还只是一个有可能成为定理的模糊陈述。“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这句话的含义又是什么？“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在怎样的条件下，“结果将成为真实的”？这些问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才能讲清楚的。

尽管“托马斯定理”甚至直至今天尚没有被社会学者做出精确的、充分的证明，但是，它引发的研究潜力却是值得注意的。

二、自我实现预言

在“托马斯定理”的基础上，默顿阐述了“自我实现预言”概念和内在逻辑（1948年）。根据默顿的界定，“自我实现预言”是指：

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它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有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默顿，1982/2001，第288页）

默顿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一家银行倒闭的故事说明了“自我实现预言”的逻辑。1932年，“最后国家银行”（The Last National Bank）是一个兴盛的机构，业务正常。像正常经营的银行一样，它将吸收存款的一部分借出，同时有足够的准备金用于存款人的日常提款。然而，在“黑色星期三”，银行主管米林维尔发现情况异常。他奇怪地看到，许多人到银行提款，以致排起了长队。他意识到，尽管银行经营正常，有相当的流动性准备，但是如果出现了银行经营不善即将破产的谣传，而这样的谣传一旦被足够多的存款人相信，发生挤兑，那么将真的导致银行的破产。不幸的是，米林维尔的担心最后成了现实。越来越多的存款人疯狂地想把钱取出来，终于使银行无力支付。

默顿总结道，银行的正常的经营有赖于人们“对情境的一组定义：人们相信他们所依靠的经济许诺的相关制度的有效性。一旦存款人对情境有另外的定义，一旦他们对这些许诺实现的可能性发生疑问，这一非真实的定义结果就足以成为真实的。”（默顿，1982/2001，第287页）

从信息的角度看，默顿所说的“自我实现预言”是在信息不完全、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相互隔离的条件下人们的选择行为导致的一种极端情况，即人们依据不完全信息做出虚假的情境定义，形成预期，并依此行动，最后导致依据不完全信息做出的判断成为现实。

2005年8月，笔者访问了浙江台州的两家银行：台州市商业银行和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它们都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成立于1993年6月；台州市商业银行是2002年由八家信用社组建而成，其中比较主要的信用社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88年。其时，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的股份全部是私人的，而台州市商业银行除了少量政府股份，大部分股份也是私人的。在政府严格控制私人银行组建的大政策背景下作为小范围谨慎改革的产物，这两家银行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高度敏感。

泰隆城市信用社。[图源：tz.zjol.com.cn]

据两家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介绍，2001年9月，曾发生过挤兑现象。挤兑的发生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泰隆信用社和台州市商业银行的主要前身将垮台的“谣传”。幸运的是，这两家银行并没有遭受默顿所讲述的美国最后国家银行的悲惨命运。政府和银行负责人及时出来讲话了。市领导在电视里发表支持银行经营的讲话，区领导拿着喇叭到银行所在街区讲话。除了讲话之外，政府还调集资金支持银行应对挤兑。这场风波很快得到平息。由于政府的信息干预，因此关于银行将垮台的预言没有“自我实现”。但是，“自我实现预言”的逻辑已经开始展现，如果不是政府干预改变了社会环境条件和储户的情境定义，那么，可以想见，预言将得到实现。

在现实生活中，自我实现预言的产生并不是十分例外的情况。举例来说，假设几个房地产专家宣称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泡沫”，并“预测”泡沫马上要破裂，倘若人们相信了他们的“预测”，都等待房地产价格下降而暂不出资购买，那么，房地产市场上就会出现需求不足的情况，如果房地产商没有足够的坚持力，房地产价格真的会因此而下降。这样，房地产“泡沫”的“预测”似乎真的得到证明。然而，这是专家的“预测”准确吗？其实不是。是他的“预测”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改变了人们短期购买计划，而人们的行动又影响到实际价格。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又如，在有影响的消费报刊上，登载有关即将流行的服装式样和色调的“预测”，结果这种服装式样和色调真的在一定范国内流行起来。是不是这种“预测”真的准确呢？不一定。如果这种“预测”影响了赶时尚的人们的行为，促使他们选择被“预测”的服装式样和色调，那么，这里起作用的正是自我实现预言。

三、对自我实现预言的进一步讨论

人们的虚假的情境定义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导致“自我实现预言”。能够导致那样的结果，首先要看人们的行动是否能够对现实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如果没有影响，或者影响微乎其微以至可以略而不计，那么，无论人们对情境如何定义，也不会产生自我实现预言。比如，对于日食现象中国民间曾有“天狗食日”的说法，这是一种情境定义。在这样的情境定义下，产生了人们的行动敲锣打鼓来赶走“天狗”。但是，这样的行动并不能使“天狗食日”成为真实的。即使日食过去，也与人们的行动无关。

预言有的时候可以仅仅通过个人行动得以实现，只要某个人对于他所定义的情境有足够的影响力，就可以做到这点。比如，某人在一家银行的储蓄额高到远超过银行准备金的程度，如果他认为这家正常经营的银行经营得不好，决定即刻把储蓄提取出来，那么，立即会使这家银行真的变成经营不好的银行。类似情况常见于少数人操纵某个过程的条件下。不过，我们更关心的是集体行动导致的自我实现预言。这样一个过程远比通过一个人的行动导致预言自我实现的过程复杂。

可以对自我实现预言通过集体行动而产生的过程做进一步的描述。为使逻辑清晰，我们借助某些数学符号（刘慧国，2007）。

假设存在一个情境定义下的事件集S。该事件集S=｛A，A^C｝（A^C表示事件A的余集）。我们以D表示行动者，B表示行动者采取的行动。

现在假定，某些人进行了情境定义，认为A事件会发生，从而采取行动B_A，而A事件的真实发生有赖于集体行动的规模，即当采取行动B_A的人数超过某个阈值时，A事件就会真的发生。

自我实现预言集体行动的过程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过程：

假设开始时行动者D₁，在情境定义下的事件集S中取A，从而采取了某种行动，而这种行动又使更多的行动者将自己原先在事件集中的取值从A^C改变为A，也采取了相同的行动，并按此步骤持续下去……可用符号表示如下：

在上面的过程描述中，（B_Aⁿ，B_Acⁿ分别表示第n号行动者对事件A以及A^C采取的行动），f（B）表示真实的事件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后继行动者的情境定义有赖于先行者，或者说，后继行动者从先行者的行动中获取定义情境的信息。他们对先行者有着信息依赖。

行动者在定义一个情境时，倾向于A还是A^C，可以用其对A或A^C发生概率的主观估计来表示。我们用p表示行动者对A发生的概率估计，（1-p）表示对A^C发生的概率估计，0≤p≤1。显然，当p＞（1-p）时，行动者更倾向于将情境定义为A。当行动者预期根据情境定义A采取行动获得的收益大于根据情境定义A^C采取行动获得的收益时，他就会根据A采取行动。即当

p×R_A-（1-p）×R_Ac＞0（9.1）

时，行动者将根据A行动。公式（9.1）中，R为行动者预计A情境确实发生时行动者可以得到的收益，R_Ac为行动者预计A^C情境确实发生时行动者可以得到的收益。

在公式（9.1）中，p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于后继行动者来说，当他们对先行者存在信息依赖时，其p值会随着先行者的选择行动而发生变化。假定后继行动者的p值是先行人数的增函数，那么，倾向于A并依据A而采取行动的规模会有一个扩大的趋势。

当根据情境定义A采取行动的规模不断扩大，超过了某个阈值，预言便通过自我实现过程成为现实。这里所说的阈值，是依据预言采取行动的人的行动规模达到使预言成为现实的关键点。如果集体行动规模虽然扩大，但是达不到使虚假的情境定义变成真实现实的阈值，则预言也不会实现。

第二节 信息不对称与逆向选择

默顿讲述的最后国家银行的不幸遭遇已经涉及到银行经营者和存款人在有关银行经营状况方面的信息掌握特点：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隔离的，存款人对银行经营状况的信息掌握远远少于银行经营者。正是这种信息的隔离以及不对称，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

1970年，阿克洛夫在明确的信息不对称概念框架下着手讨论交易的某些特点。这篇重要的论文题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表示“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在这篇论文中，阿克洛夫首先以二手车市场为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交易展开分析，并进而把分析扩展到保险、信贷、就业等领域。（阿克洛夫，1984/2006，第7-24页）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对他们共同关心的信息有不同程度的掌握。

一、信息不对称的二手车市场

现在我们来讨论阿克洛夫举例说明的二手车市场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后果。

假定二手车市场上有两类旧车：高质量车和低质量车。如果市场上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很清楚：高质量车和低质量车将作为两类质量不同的商品，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市场上。运用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很容易刻画出在两个不同市场上的情形。具体而言，在高质量车的市场上，有高质量车的供给曲线S_H和高质量车的需求曲线D_H，两者相互作用形成高质量车的市场均衡价格和出售数量；在低质量车的市场上，有低质量车的供给曲线S_L，和低质量车的需求曲线D_L，形成的低质量车的市场均衡价格和出售数量。

图9.1 信息对称与不对称下交易的比较

我们观察图9.1描绘的某些情形。图中，P_H0表示高质量车市场上的均衡价格，Q_H1表示该市场上的销售数量；P_L0表示低质量车市场上的均衡价格，Q_L1表示低质量车市场上的出售数量。事实上，这种情况和前面已经讲过的市场状况是一样的。

如果在出售者和购买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即二手车出售者能够清楚地知道车的质量，但是购买者无法清楚地把高质量车和低质量车区分开来，那么，高质量车和低质量车将混同在一个市场上。这时，购买者只能根据对进入二手车市场的旧车质量的估计做出决策。

假定购买者虽然不能清楚地知道出售者提供给二手车市场的每辆车的情况，但是购买者之间却存在信息互动，在此基础上他们得到对二手车总体质量估计，并根据这种总体估计来做出个人购买决策；假定购买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是充分的，这使得他们对二手车市场上的车的总体质量估计是相同的。这种根据先行者获得的信息做出总体估计并据此做出选择的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具体形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将怎样运行？是否能够仍旧保持信息对称的市场那样的相对稳定状态?

我们继续利用图9.1来讨论。假定先行购买者有人买到质量较高的车，有人买到质量较低的车，根据这种状况，购买者们估计在二手车市场上的车一般为中等质量的，由此形成了需求曲线D_M。这个需求曲线低于我们上面讨论信息对称市场时给出的高质量车市场上的需求曲线D_H，而高于低质量车市场上的需求曲线D_L。面对这样的需求状态，出售方会如何反应？可以想见的结果是：部分高质量车将因售价低而退出市场（在图9.1（a）中，供给曲线S_H和新的需求曲线D_M决定了一个比P_H0较低的均衡价格，相应的均衡出售数量为Q_H2，Q_H2＜Q_H1），更多的低质量车因售价相对高而进人市场（在图9.1（b）中供给曲线S_L和需求曲线D_M决定了一个比P_L0相对较高的均衡价格，相应的均衡出售数量为Q_L2，Q_L2>Q_L1）。

经过这样的变化，消费者购买到的二手车的质量在总体上下降了。经过消费者之间新的信息互动，潜在购买者们形成这样的总体印象：二手车市场中的车大都是中低等质量的，于是有了新的需求曲线D_LM。这条需求曲线，低于需求曲线D_M，但高于需求曲线D_L。在这样的需求条件下，上面的逻辑继续发生作用：高质量车进一步退出，而低质量车更多地进入。

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变化，这个逻辑过程将继续进行下去。消费者购买到的车的质量越来越差，他们对二手车市场上的车的质量评价越来越低，较高质量车不断退出，更低质量的车不断进入。其结果是，低质量品排挤掉高质量品。

二、逆向选择

这种低质量品排挤掉高质量品的状况，被称为逆向选择。

当人们意识到逆向选择的存在对他们不利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这种状况出现。比如，在二手车市场上，人们会引入第三方检查质量的制度来使消费者得到更多的信息。这样的制度对于改变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有积极意义的。当有这样的制度存在的时候，伴随销售者和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克服，我们可能观察不到逆向选择过程了。不过，这并不说明逆向选择的逻辑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不存在。逻辑后果是依赖于条件的，条件变化，逻辑后果自然会变化。

逆向选择和自我实现预言都是在交易双方信息隔离、不对称的条件下导致的结果，但是因为其他一些条件和过程机制不同，结果也不相同。自我实现预言依赖于一个初始既定的虚假情境定义在群体中的持续作用，其问情境定义的内容不再发生改变；而逆向选择则存在着根据新的（仍然是不对称的）信息不断做出新的估计和调整的过程。

例：保险业中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逻辑

我们还可以举保险业的例子来说明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逻辑。事实上，阿克洛夫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受了保险业经营活动特点的启发，据他说，逆向选择这个概念就是他在保险手册上看到以后采用的。

在保险业中，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以医疗保险为例，如果保险公司不要求投保人出具医院的健康证明，那么显然，投保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了解程度高于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其保险收人不低于向投保人支付的保险费以及公司本身要耗费的管理费之和，达不到这一点，公司就会亏横，长此以往公司就会衰亡。要保证公司不亏损，保险公司在保险金收取和保险费支付概率及数量之间必须建立起联系。一般而言，保险费支付概率越高，收取的保险金也越高。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保险公司无法根据投保人的身体状况有差别地收取保险费。我们假定保险公司对每一位购买医疗保险的人收取同样的年保险金，没有险种、时限等方面的差异。

现在假定在初期，公司根据对社会中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估计保险费支付概率是5％，并据此确定了每个投保人的保险金。对于保险公司给定的保险金收取标谁，每个潜在的投保人会估计他们是否值得投保。身体健康状况差的人更有动力投保，而部分身体健康的人则不愿出钱投保。由于信息不对称，购买保险的人的身体状况比保险公司估计的要更差，结果，公司的保险费支付率超过5％，比如，达到10％，公司的财务出现困境。

为了避免财务上的被动局面，保险公司决定提高每个投保人的保险金。面对更高的保险金，一些身体比较健康的人会觉得不值得花费这样高的费用来买医疗保险，手是退出投保。继续购买保险的是那些身体不那么键康，觉得值得购买的人。

现在，整个投保群体的身体状况更差，有更高比例的人更频繁地看病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结果，公司的保险费支付率再次提高，导致公司财务继续刚难。

保险公司要想生存下去，不得不再次提高每个投保人的保险金。但是这样一来，又会有一批人退出保险，只有身体更加不健康，需要接受更多治疗的人才愿意花更高的代价来购买保险。

这个过程继续下去，相对健康的人在越来越高的保险金收取下一步一步退出保险，而留下相对不健康的人。这是一个逆向选择的过程。显然，按此逻辑进行下去，保险公司最后只能倒闭。

保险公司要想能够维持和发展，必须摆脱这种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在现实中，保险公司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比如，要求投保人出具医院的健康证明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之一。

第三节 信号理论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果信息缺乏方做出的情境定义对信息充足方的某些人不利，那么后者就会产生一种发出使对方能够识别自己特质的信号的激励；如果信息缺乏方意识到错误的情境定义将对自己产生不利后果，那么他们也将产生寻找辨别信息充足方特质的信号的激励。

一、市场信号发送

迈克尔•斯宾塞（亦作斯彭斯）提出的市场信号发送（market signaling）理论就是讨论通过信号来辨识信息、建立市场关系的一种理论。这里说的信号是指主体可以控制的能够被他人观察到的特征。所谓信号发送，并不是指主体总是在有意识地发送信号。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发送信号，但是只要其他人可以观察到这种特征，信号发送过程便已完成。还有一些特征也是可以被他人观察到的，但拥有这些特征的主体无法控制它，这类特征可以被称为“指示器”。比如，种族、年龄特征，拥有这些特征的个人无法控制它们，它们就都属于“指示器”。

斯宾塞以劳动力市场为例阐述了信号发送的作用（斯彭斯，1973/2002）。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劳动力提供方之间关于劳动者生产效率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雇主在雇用劳动者之前对劳动者的生产效率没有把握。不过，斯宾塞指出，雇主虽然无法事先知道劳动者的生产率，但是可以寻找一些信号来间接做出判断。比如，根据劳动者的受教育状况可以判断其生产能力。雇主可以有根据地假定，在受教育过程中表现出能力比较高的人，在受雇后的生产率也会比较高。这样，教育也就成为标志潜在生产能力的信号。事实上，劳动力市场上有各种信号，有的对反映劳动者生产能力来说是有效的信号，有的则不是有效信号。而在能够反映劳动者潜在生产率的信号中，有的较强，有的较弱。斯宾塞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既是一个反映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有效信号，也是一个强信号。

那么，怎样的信号是有效的？即怎样的信号能够把不同能力的人（或不同质量的产品）区分开来？有效的信号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1）不同类型的发送信号的主体拥有不同的信号成本。信号的成本和获得信号的主体的质量负相关。在斯宾塞的劳动力市场信号的例子中，教育信号的成本和个人能力负相关，即学习能力越强的人，获得一定教育程度信号的成本越低。

（2）这种信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被发送信号的主体操控的，并且提供高质量品的主体愿意采用这种信号。如果学习能力强的人不愿接受教育，那么，教育就不能成为能力的信号。

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选择的结果。那么，受教育程度怎么能够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把人们的能力区分出来？对此，斯宾塞建构了一个十分简单的受教育者理性选择教育年限的均衡模型。为简便起见，该模型假定，在雇主面对的求职者中，依照接受教育的能力被分成两个组，他们的能力可以反映在他们受教育时付出的成本上面。为得到一定的教育程度，从而获得教育信号，两组人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第1组付出的教育成本高于第2组。这意味着，第1组人受教育的能力比第2组人低。我们可以通过图9.2来说明。在图9.2中，第1组的教育成本为C₁，第2组的教育成本为C₂。可以看到，C₂比C₁低。雇主根据教育信号来判定求职者的潜在生产能力。雇主相信，存在某一个教育水平，比如y*（可以理解为受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年数），可以将求职者的能力区分开来。对于教育水平低于y*的人，雇主做出的价值评价假定为1（可以用之代表一定的工资额，比如1000元）；对于教育水平达到或高于y*的人，雇主的评价为2（用以代表更高的工资额，比如2000元）。

图9.2

对于雇主根据求职者的教育信号做出的评价，每组成员会怎样做出他们教育水平的最优选择？假定不论是教育成本高的第1组成员还是教育成本低的第2组成员，在他们达不到教育水平y*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得到被雇主评价为1的工资额。对教育成本高的第1组成员来说，使教育年限达到y≥y*的程度，会付出高于收益1的成本，这是不合算的，所以他们没有动力选择相当于或高于y*的教育程度，而会选择y＜y*。而对于教育年限少于y*的人，雇主给出的评价统统是1，因此他们的最优选择是y＝0（可以理解为不读大学）。见图9.2（a）。而对教育成本低的第2组成员来说，情况则不同。他们把教育年限定在y*时，便可得到收益2，且其收益大于成本，所以是值得达到这样的教育水平的。如果他们进一步增加教育使y＞y*，也仍然只能得到收益2，即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增加收益。这样，他们的最优教育水平选择将是y＝y*。见图9.2（b）。

斯宾塞的研究说明了，市场信号发送以及对市场信号的评价，如何会影响到人们的决策行为。

二、作为信号的声誉

人们都知道在许多经营活动中声誉的重要性。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信号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解声誉重要性的角度。

我们已经知道，在购买者无法掌握足够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把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与低质量产品和服务区分开来的情况下，低质量产品和服务会把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驱逐出去，此即所谓逆向选择。为避免这种结局出现，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便产生了使购买者或潜在购买者知道他们的质量更高的激励。这里存在的一个信号就是声誉。声誉是在人们的长期行动中形成的，是行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的；对低素质提供者来说，形成声誉比高素质提供者更难；高素质的主体愿意采用这个信号以便和低素质者区别开来。这些特点，使声誉符合有效信号的条件。长期形成的声誉是一个重要的质量信号。

事实上，被斯宾塞所分析过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信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声誉信号，因为受教育状况记录了求职者在以往学习过程中的声誉。

由于声誉能够将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与低质量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区分开来，使前者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良后果，因此良好的声誉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通过这种价值，声誉会对人们的行为形成激励。

与相对地位激励存在双重作用类似，声誉的激励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会激励人们采取那些对声誉的形成和维护有积极影响的行动；另一方面，它也会激励某些人采取损害他人声誉的行动，以便使自己提供的低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不易为具有较少信息的需求者识别出来。显然，后一类行动不仅损害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信息较少的需求者的利益。

三、依据信号及“指示器”的判断与“自我实现预言”

信号的存在，使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像初看时那样大。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因此，依据信号做出判断有可能会形成某种虚假的情境定义。比如，依据受教育年数作为劳动力质量信号的时候，可能会使某些劳动力质量高的人因受教育年数不够多而被判断为劳动力质量低。这种虚假的情境定义一旦形成，被判定为低质量劳动力的人便缺乏展现自己有更强能力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始终得不到展现，也得不到锻炼，于是真的成为低能力的。在前面讲“自我实现预言”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最初根据这些人受教育年数不够多而断定他们能力低下是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不过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

不仅依据信号做出判断可能会形成虚假的情境定义，依据个人不能控制的“指示器”做出判断也一样可能形成虚假的情境定义。例如，某个族群（用A表示）的平均教育程度由于历史的原因可能较其他族群（用B表示）低。在劳动力市场上，雇用方在对求职者生产能力不能完全掌握的情况下，也许会依据族群来间接判断生产能力。如果雇用方普遍采用了这种方法，那么，A族群中那些生产能力强的人事实上被错误地界定了。就这些人个人而言，他们得不到可以施展能力的工作，长此以往能力就会退化，真的成为能力较低的人。就A族群而言，由于整个族群都被界定为能力较低的族群，因此整体性的工作报酬较低。如果低报酬使他们聚居在贫民区，子女只能上质量较差的学校，接受较差的教育，从而使整个族群的生产能力处于较低水平。这又是自我实现的预言。

〇本文节选自刘世定《经济社会学》第九章《信息的隔离、依赖与市场交易》，第194-2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为意大利锡耶纳牧山银行总部门口，经济学家萨卢斯蒂奥·班迪尼的雕像。[图源：303228.weixin.drip.im]

〇专题策划人：不争

〇编辑 / 排版：免免